国家医保局：集采中选胰岛素平均年用量约3.5亿支，降价48%

有鉴于此，近年来宪法学界开始对文化宪法这一部门宪法领域投注关怀，并在此延长线上讨论了更多的子议题，其中当然包含了作为人类认识、表达与沟通工具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语言。

这个普遍性也跟林老师的基本观点是有关系的，宪法的规范分析的方法。而我们则认为：对于宪法现象而言，研究对象的政治性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如果仅仅以研究方法的政治性去应对研究对象的政治性，那么有可能丧失规范主义的立场，即放弃了以规范约束政治的根本目标。

它是多年教学中反复磨砺的产物，并基于为师者是无权渲染绝望的这样一个我个人的职业伦理信念，在表述方面力图尽量做到生动有趣，甚至具有一定的喜感。有意或者无意地，《宪法学讲义》展现了一种在宪法原理和体制层面勾连中国古代与现代的努力。如果说研究宪法问题，如果你这样弄，几种模式，国外几种模式可能有一些非议。【原编者按】 《宪法学讲义》第一版即为近年来我国书肆中最为畅销的宪法学读物之一。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前面刚才林老师跟胡老师讲的我都赞成，每一部宪法都是本国民族的历史产物，这一点勿庸置疑。

中国古代的权力分立智慧体现君权和相权之制约以及相权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唐代）行使的进一步分立之中。比方说1982年建立宪法，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1982年宪法大会上，叫深刻反思十年文革沉痛教训，加了沉痛两个字。在此背景下，第5自然段用较长之篇幅申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其宪法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别于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本宪法试图守护的新中国。

这就构成了高级法观念的历史来源与思想基础。比如迄今为止的四次修宪有三次涉及序言的重要修改（1993、1999、2004），如果宪法序言没有效力，为何需要修改呢？显然，宪法序言和宪法正文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对正文的重要修改不可能不触及宪法序言的具体内容。二是宪法序言第2自然段提出了辐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和宪政转型过程的主体原则和目标结构，根据序言的体系逻辑，国共两党的具体革命行为均是这一主体原则和目标结构约束下的实践行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具差异性的政治建构与权利实践，出现了具有规范效力的宪法序言和总纲，比如苏联宪法和中国1954年宪法。

[24]关于毛泽东的民主宪政论及其建国思路，参见陈端洪：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人民制宪权，载《原道》第18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自然段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界定表明中国宪法承载的是长时段的文明生命和革命传统，尤其是第2自然段正式提出了革命与宪法的唯一正当主体——中国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政治和宪法意义，构成了中国宪法的本体。

[31]参见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对作为宪法根本原则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够孤立地理解，需要放在宪法序言所提供的完整历史语境中予以理解和解释。此外，中国宪法序言中规定了某些在正文中缺乏有效关联的制度，比如政协制度。由第2自然段提及的中国人民来翻天覆地，表明了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变迁，具体而言，是从君主制走向民主制变迁，是一种制宪权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宪法序言构成了理解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模式与原则论证理路的精准与合目的之解释，有利于真正建立中国的宪法科学理论。尽管通过拉长宪法序言和独辟总纲一章可以在形式上满足法定执政党之合法化的需求，但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建构共处于同一宪法文本之中的法定执政党与人民之法权关系，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理论与制度实践上的普遍性难题。当强调宪法某些内容的重要性时，根本法观念占优，但是当强调宪法某些内容的优越性时，高级法观念占优。绝对宪法概念来自施米特政治法学体系，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宪法，就是政治共同体本身，我在故我在，自我证成。

美国承续英国宪政基本思想与制度，但却引入了成文宪法，对英国式的高级法予以改造，使得英国法中的普通的（common)、根本的(fundamental）[11]、高级的（higher）、古代的（ancient）等复杂交互的宪制性概念均汇流入人民主权与制宪权的整合性逻辑之中，标志着一种宪政古今[12]的思想与体制转换。宪法序言第1—6自然段是对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叙事，第7自然段则是对前述整体叙事的经验总结。

当然，对于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宪法解释实践上似乎认为可以自成一体，且诸多宪法学者未加反思地将基本权利条款作为中国宪法的核心规范。[2]近来亦有宪法学者从比较法角度对该问题展开系统梳理与解释。

既然如此，任何以单一学术方法取消背景或淡化背景的尝试，都是自缚手足，无济于事，倒不如反身面对，严肃阅读，为中国宪法学术与宪政进步提供真正的科学解释与规范支点。再次，中国的修宪过程和宪法序言的某些特定内容从实质上证明了宪法序言是中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16]对于宪法序言，传统宪法学一般不承认其宪法规范效力。[30]参见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绝对的宪法概念。无论是官方正统的四项基本原则论，还是学术意义上的五大根本法论，都是对中国宪法序言之高级法背景的描述、刻划与提炼，以彰显中国宪法饱满而实在的政治宪法精神，彰显中国宪法内含的对政治体存在类型与方式的总决断。在接受西方宪法学规范训练的学者看来，中国宪法序言只是历史叙述而不具有规范效力，中国宪法总纲也必须经过挑三拣四才能够承认其中部分条款的效力。

[33]这一学术进路的兴起与国内部分宪法学者对司法宪政主义的积极反思有着内在联系，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这一特定的立宪背景与文本结构，以高级法视角予以解释和分析，或可推进事物认知与理论发展。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外部视角的解释，是不彻底的文本主义。如何确认呢？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就是确认过程。

谁是宪法的守护者呢？第7自然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表明中国宪法将自身识别为一项政治事业而非职业化的法律事业。以往对宪法序言效力的质疑大体根据其历史叙事的面向，但序言中的根本原则的效力却是难以否认的。

那么，在英美宪政史中，哪些法敢于自称高级（higher）呢？这需要借助英国的自然权利理论和普通法传统来加以解释。二是序言提供了理解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背景。社会主义宪法对近代宪法经典结构的实质性拓展并非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现代性结构在借助成文宪法形式予以表达时遭遇到了体例和结构上的某种困难。这里的高级性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宪法整体高于其他法律规范形式，高于法律法规，这是形式意义上的，已由宪法和立法法予以明确化，也是凯尔森规范等级理论的逻辑结果。

天与地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关键性概念，是王命合法性的论证系统。四、何以高级？宪法序言的根本法属性 实际上，在英美宪政史中，高级法与根本法的观念具有内在的相互支援的逻辑效果，是对特定政治共同体所遵奉之政治信条的不同侧面的强调与表达。

4、效力性 宪法序言的效力如何认知？或者宪法序言到底有什么用？这需要从第13自然段（总结段）来解释。应该说，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在革命断裂逻辑之下悄悄地完成了宪法上通古今之变的任务，将中国宪法牢牢拴在古代文明与现代民主的根基之上。

潘恩曾经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证伪《圣经》中的历史叙事，但《圣经》本身是以经为主线的，故其批评并不能切中要害[29]。对近代宪法之结构体系产生拓展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下社会权利（第二代人权）的宪法化，出现了具有政策内涵的社会法治国条款，比如魏玛宪法和德国基本法。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具有历史[17]和规范[18]双重性质的宪法序言通常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文本之中，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文本中或者没有，或者仅仅是一两句话。五、结语：中国宪法走不出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法，从其立宪精神与内在构成来看，具有强烈的政治宪法精神取向，规定并塑造着经济建设与基本权利保护的节奏、次序与重要性。[31]施米特深受霍布斯和卢梭主权理论的影响，以欧陆公法的特有视角与表达形式对根本法概念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化，但其核心要素与英美宪政史中的根本法/高级法是共通的。第12自然段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

宪法序言还要将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成文宪法逻辑下，什么是高级的，什么是根本的，既要考察本民族的政法传统与政治习惯，又要考察特定立宪过程的政治决断与选择。

这表明，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阶段，对高级法与根本法的观念理解与政治运用都是存在差异的。[10]英美宪政思想推崇自然权利与理性，将之作为超越实证法（国王之法或议会之法）的更高的法律。

普通法至少在形式上与逻辑上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但却不可指明具体的诞生年月和立法者，而是世代（generations）实践智慧以习惯形式累积完善的结果，既是遥不可及，不可更易，超越具体立法者意志与时代局限的，又是与时俱进，通过法官判例以及立法者（国王与议会）以确认形式不断损益完善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作为领袖的总统护宪优越于法官护宪。